原创 肖红松 郭晓辉：中国禁毒史研究的多重视角

一、已刊禁毒史料概述

史料的搜集整理是史学研究的基石，其学术贡献不容忽视。马模贞主编《中国禁毒史资料》广集档案、政书、文集、报纸等资料，梳理了自1729年至1949年间，中国烟毒泛滥与历届政府、地方禁烟禁毒史料，是首部也是最为全面的中国禁毒史料专集。国家图书馆整理出版《民国时期禁烟禁毒资料汇编》，集结政府禁烟工作报告、法令、宣传资料，民间机构、研究者所编各种材料和以《拒毒月刊》为代表的若干期刊、地方报刊等资料，对国民政府“两年禁毒、六年禁烟”活动中国家、基层组织与民众之间的互动研究大有裨益。苏智良等主编《禁毒全书》辑录近代以来历届政府禁毒法规，并收录国外禁毒立法、国际禁毒公约和大量毒品案例，对历史学及法学界开展禁毒研究均具较高的参考价值。此外，人民政协文史资料日益受到重视，如《近代中国烟毒写真》，选编157篇史料，川、滇、黔三省资料尤为丰富；专题类史料如《日本鸦片侵华资料集(1895—1945)》、《国民政府禁烟史料：1925—1948》等，对推动各时段研究助力显著。还有不少烟毒史料是以单篇文章的形式刊出，有关中国近代农业、外贸、商会、海关及地方志等文献中也辑录了相当数量的烟毒及禁毒史资料。域外资料，(日) 江口圭一收集沼野英不二(曾任伪蒙疆政权经济部次长) 任上鸦片往来文件，加以注释，辑成《日中战争时期的鸦片政策》1985年出版，打破了日方鸦片政策一手资料缺失的困境，极大推动了日本鸦片侵华罪行的研究。次年冈田芳政等合编《续·现代史资料(12) 鸦片问题》新增日本在二战中对中国甚至亚洲的鸦片侵略文件，如“兴亚院”、外务省电报等资料，为拓深日本鸦片侵略研究提供了资料支撑。2018年刊布的《国联禁毒委员会远东地区毒品问题报告》汇集国际联盟国际禁毒委员会1938年对于远东毒品问题的报告，涵盖对日本、中国、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毒品产、制、贩、销、出口等问题的考察报告，对推进亚洲区域及国别禁毒史研究极具参考价值。

《拒毒月刊》，创刊于1926年。

二、政治史研究视角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体系确立，以阶级斗争为理论基础的革命史范式引领史学研究的开展，强调从政治角度铺叙中国近代史并对事件、人物作出评价。中英鸦片战争、日本侵华及中国抗战等属政治史研究热点，鸦片贸易、历届政府禁毒斗争、日本毒化中国等作为战争背景、侵略手段被纳入视野，探讨禁毒问题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历史地位。至1979年，刊发在权威报刊上的专题文章计22篇，政治史强大的研究惯性一度影响80、90年代的禁毒史研究路径，相关成果颇多。诸如晚清至新中国成立百年间，各政权禁毒政策、绩效及经验研究，禁烟代表人物研究，日本对华鸦片统制政策及毒化中国罪行研究等，笔者将其纳入政治史视角的应用，相关成果择述如下。

鸦片战争前后英国对华鸦片贸易、清廷禁烟研究。丁名楠指出近代世界市场上中英贸易额的不对等，使英国对华贩卖鸦片成为其资本主义发展、寻求海外市场的主要内容。张馨保著《林钦差与鸦片战争》，运用中国官方文件、私人日记、民间报道及英美商人档案，探究英国鸦片贸易及中方禁烟斗争中的各方互动，指出鸦片贸易与治外法权问题是促使鸦片战争爆发的最直接因素。王宏斌强调鸦片贸易毒害中国在国际形成共识后，英国政府及其利益集团惮于国际舆论压力，调整对华鸦片贸易政策，在此有利国际环境，清末新政时期禁烟运动取得一定成效。学界对道光帝、林则徐、黄爵滋、许乃济、包世臣、邓廷桢等代表人物的禁烟(或弛禁) 思想及其实践活动开展了出色的专题研究。

学者们还关注同时段太平天国政权的禁烟问题，总体肯定其禁烟举措及成效，但指出限于时代和阶级局限性，未能彻底根绝鸦片流毒。绍溪、张左系关注沙俄、美国对华鸦片侵略；陈才俊认为19世纪在华美国传教士为顺利传教，借助媒体舆论向政府及社会揭露鸦片贸易对中美关系的“危害”，促成美国政府出台反对鸦片贸易政策。

民国政府禁毒政策及绩效研究。王金香指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禁政表现出“寓禁于征”向禁烟为主的过渡，是拒毒会为首的民众推动、国际舆论谴责和“训政时期”新经济政策发展所共同推动的结果。王宏斌认为在有利的国际禁毒环境下，民国政府借鉴清末禁烟运动的经验，完善禁烟法令，严格禁烟各环节举措，取得了短暂的不彻底的胜利。

日本毒化中国研究。日本是继英国之后对华实施毒品犯罪最甚的国家，毒化中国犯罪史持续到二战战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江口圭一为代表的有正义感的日本学者，着手整理日文资料，参与到揭露日本鸦片侵华罪行的研究中。江口圭一推出首部研究日本对华鸦片侵略专著——《日中鸦片战争》，直述“日本的鸦片政策是日本国家的犯罪”，推动了中、日、韩学术界对此问题的深入研究。(韩)朴橿所著《中日战争与鸦片(1937—1945)——以内蒙古地区为中心》剖析日本侵华期间在蒙疆地区所实施的鸦片政策，揭露日本利用鸦片收入解决占领区财政困难，并达到掠夺蒙疆矿业资源的侵略目的。中国台湾学者李恩涵充分引用英、日文资料，揭露日本侵华时期在华占领区的毒化政策及具体罪行，指出其毒化目的是筹措扩战军饷、毒害中国人民消减抗战意志。王宏斌、曹大臣、朱庆葆等学者，从全国立论，考察近代日本在中国占领区推行的鸦片统制政策及贩毒活动，揭露日本鸦片侵华全过程。连心豪、何忠诚、蒋秋明、郭贵儒等学者，以区域为中心，撰文对日本在台湾、东北、华北等沦陷区推行的毒化政策、活动及其危害开展研究。

抗日根据地禁毒斗争研究。齐霁论述全国各抗日根据地刊布的禁毒法规，客观评析根据地禁毒立法的历史意义。胡金野等指出禁烟禁毒是中共竭力建设根据地的重要内容之一，严厉打击从种到吸各环节的涉毒行为，收效显著，对抑制日本毒化政策、维护根据地安定团结起到重要作用。田利军以华北抗日根据地为中心，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禁毒斗争中不断完善禁政举措、动员民众参与禁毒斗争的成功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禁毒问题研究。白云涛对新中国初期开展的两期全国范围内的禁烟禁毒运动及遗留问题做了总体概括。齐霁讨论了建国初期中南区的禁毒斗争及其成功经验。刘敏对新中国成立前后甘肃的禁毒政策及成效进行比较分析。此类研究侧重以政府为主体的宏观禁烟举措及经验，对基层社会及民众的心态反应关注较少。

以国家层面、政策制度、精英人物等政治史视角考察历史禁毒问题是中国禁毒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但在早期研究中确实存在以政治为主干、忽视社会因素的研究弊端，学界对传统政治史研究多有反思，李里峰认为受新史学的洗礼，政治史以“新政治史”的面目得以复兴，后者在视野和方法上对传统政治史形成了重要突破。在新史学总体史观指导下，国家在场的政治视角在全面认识历史运动发展始终占据一席之地。尤其中国禁毒问题，长期受国内外复杂因素影响。政治史视角下考察英对华鸦片贸易性质、日本毒化中国及鸦片统制政策、各届政权禁毒政策、过程及重要人物禁毒思想等，对丰富近代史研究具有重要学术贡献。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维度，政治史视角在禁毒史研究中依旧有其强大的生命力。

三、经济史研究视角

改革开放新时期，学界迎来思想解放，以经济史为主，注重实证叙事的现代化范式逐渐兴起，多元化的理论方法及研究视角被探讨运用，极大促进了史学研究的发展。而斯时境外毒品走私流入中国，境内制贩、吸食等涉毒犯罪迅速攀升。现实毒品问题死灰复燃，引起国家、社会高度重视。学界从历史、法学等角度关注毒品问题，以期从历史禁毒斗争中找寻镜鉴，服务现实。毒品的特殊的商品属性被各界关注，鸦片、毒品因其暴利性和成瘾性而具有广阔的消费市场，也是其难被禁绝的根本原因。从经济史视角考察历史烟毒问题，有其学术及现实价值。此类研究以数据资料为核心，运用市场理论、经济学方法，实证分析英日对华鸦片贸易、鸦片税收、毒品走私等问题。

马克思最早注意到鸦片贸易问题，在《鸦片贸易史》《英中条约》等文章中深刻剖析鸦片贸易性质，指出英国依赖东印度公司对中国的鸦片贸易( 尤其是走私贸易) ，以不平等条约为外衣，明行“自由贸易”，暗则“垄断保护”，以此巩固并最大化英印财政。贾学政从世界银根紧缩、中英贸易的公行垄断、散商制度诞生等经济因素探究1840年以前鸦片贸易在华泛滥的缘由，为该项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观察视角。李伯祥等考证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所引数据，核算出鸦片战争前中国鸦片进口和白银外流的具体数量，成果受到学界关注，运用多方贸易数据及国际收支佐证考察的研究方法对之后的鸦片贸易研究具有指导意义。龚缨晏认同李文所估“历年白银外流数量为五、六百万两”的结论，并进一步考证1840年前输华鸦片总数约40多万箱，价值2亿两白银，国内每年吸食人群约250多万。并于同年出版专著，梳理鸦片在华传播的历史及英国对华鸦片贸易详情，论证鸦片贸易最终导致了英国对中国发动战争。学界对鸦片贸易中“鸦片输入量和导致的白银外流量”问题持续探讨，吴义雄从新资料入手，以英文报刊《广州纪事报》(Conton Register)和《广州周报》(Conton Press)所刊鸦片销售资料为核心，得出鸦片战争前18年间平均每年有1万多箱鸦片输入、1000多万两白银被掠夺的结论。

左图：《广州纪事报》(Conton Register) 右图：《广州周报》(Conton Press)

林满红是中国台湾研究鸦片问题的代表学者，在此领域取得系列权威成果。在《清末本国鸦片之替代进口鸦片》一文中，以海关鸦片贸易统计报告为核心资料，梳理晚清鸦片弛禁时期(1958—1906年)清政府治下自植鸦片、从事“进口替代”鸦片贸易的发展过程，认为国内鸦片种植完成了相当程度的进口替代，但所生利润未用来发展基建或农、工产业投资，对中国经济近代化发展并无助益。林氏在新作《银线：十九世纪的世界与中国》中坦言以往研究关于鸦片输入导致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的论断太过简单，著中以严密的文献引证、详尽的数据报表证实中国当时的货币体系对世界经济存在强大的依赖性，两者存有相当程度的联动关系。刘增合指出近代病态的毒品经济形态，使施行鸦片禁政成为清廷及社会的主流意志，禁毒社会改革在此背景下融入清末新政的框架内，两者呈现出互动和契合的态势。其专著《鸦片税收与清末政权》，对完善清末新政阶段禁毒研究的贡献甚大。仲伟民所著《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从全球经济范围，谈近代中国鸦片贸易问题，在理论分析及方法借鉴方面达到相当的深度。该著运用成瘾性消费品理论、市场理论、全球化理论，对19世纪连接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茶叶和鸦片贸易做长时段比较研究，指出中国被动卷入全球化经济，向外提供健康饮品，却被“回馈”罪恶的毒品，在较量中暴露政治、经济、军事方面与西方世界的差距，导致全面危机。邵雍《中国近代贩毒史》关注毒贩的社会网络及毒品贸易的经营之道，对各届政权的禁毒活动亦专述禁贩层面，是经济史视角下、长时段系统研究近代中国毒品贸易的代表作。

日本侵华时期在华所实施的鸦片统制政策、毒品走私是经济史视域下烟毒研究的另一重要方向。主要考察日本在占领区全面统制鸦片种、贩、售、吸各环节，量化日方征收鸦片税费，使日本戕害中国人民的罪行揭露更加清晰，证据愈加充实。朱庆葆、连心豪研究日本对台鸦片专卖政策；郭贵儒考察华北沦陷区鸦片专卖的推行；农伟雄、张同乐关注统制鸦片下的蒙疆烟祸; 何忠诚研究日本在东北沦陷区推行的鸦片专卖政策及走私活动。熊达云指出日本在冀东有计划、大规模的鸦片走私，导致中方硬通货外流，对华经济带来严重灾难。王金香强调日本利用鸦片谋得巨额利润、刺探情报，在配合侵华战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齐春风指出日本对华毒品走私是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尤其在20世纪前半期成为中国市场烟毒走私的源头，后又撰文详述日本对国统区开展的烟毒走私活动。

经济是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因。经济史研究视角侧重鸦片毒品的经济属性，全面考察鸦片问题与清廷财政、社会改革、英日经济侵华的内在关联，涌现了许多富有创见的学术实践，其突出贡献在于市场理论、经济学方法的推广运用，并在量化鸦片贸易、毒品走私损失等问题上为清算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发挥了积极的现实贡献。

四、社会史研究视角

马敏认为“现代史学潮流都是以‘总体史’为指归，‘总体史’范式也就是目前我们所能预见新史学的根本范式。在中国，这一‘总体史’根本范式通常又与‘社会史’(或称‘新社会史’)相联系，在这一意义上的‘社会史’往往成为‘新史学’的代名词。”80年代中后期社会史研究复兴，史学研究中心向社会本位回归。注重西方史学理论及跨学科方法的运用，关照历史的整体性，多方位开展社会不同阶层的互动研究，进一步实现了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在史学研究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社会史视域下禁毒研究，取得长足进展。笔者以禁毒史成果最集中的十年(2000—2009年)为例，政治史视角下的禁毒研究论文76篇，占比33.3%；经济史视角研究57篇，占比25%；社会史视角82篇，占比36%。最近十年( 2010—2019年)社会视角下禁毒研究论文98篇，占比73.7%，社会史视域下研究路径已然成为当下禁毒史研究的主流。成果多在“社会与国家”“社会治理”两类研究路径下开展禁毒运动与各政权、区域社会的互动研究。

“社会与国家”范式，关注在烟毒问题上基于公共权力的国家干预与基于个人权利的社会自治之间的互动关系。朱庆葆等《鸦片与近代中国》，剖析近代鸦片问题的复杂性，指出造成社会吸毒者众的根因是“贫困落后及国民道德素质的普遍低落”，认为政权的强大、政令的统一及政治领导人决心坚定是彻底禁绝烟毒的前提条件。王宏斌、苏智良、王金香等学者梳理中国200余年历次禁烟禁毒运动，并对其成败及经验教训做出系统深入的研究。齐霁、胡金野、齐磊对中国共产党禁烟禁毒历史开展全面梳理，并对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烟毒问题给予关照。齐霁专书更关注新时期国内各区毒品问题及禁毒举措；胡齐专书则增加了“中国与国际社会合作开展的禁毒斗争”的讨论研究，两书均为当下毒品治理提供重要借鉴，体现了史学工作者的现实关怀。(加)卜正民、若林正编著的《鸦片政权》汇集17篇欧美学者关于19世纪至20世纪50年代期间中国鸦片问题论文，聚焦英、日、中政治和经济影响下的东亚鸦片贸易，创见性提出“鸦片政权”概念，讨论视角和一些结论具有启示意义。

禁毒宣传是国家与社会互动的重要表现，成为新近热点。袁亚杰、王玥梳理了中国禁毒宣传教育史的五个发展阶段及研究成果，多从重要政治人物禁烟思想、民间组织、报刊舆论、传教士宣传、民众认知等为切入点观测禁毒宣传。近年以禁毒宣传为题的成果有专题论文1 篇、学位论文5篇，分别以《万国公报》《大公报》《申报》等为中心开展禁毒宣传研究，系统性研究有待加强。

关注社会团体及民众在禁毒运动中的应对表现，是该范式下另一侧重点。吴春梅指出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是清廷开展禁烟运动和地方士绅阶层支持参与的重要原因。邵雍以1906 年清政府发起的烟苗禁种与烟农反禁种为中心考察烟民心态，认为经济利益受损且自己吸食是烟民对抗清廷禁种运动的主要原因；清廷政府威信下降，民众对各级政府施政能力信任有限是禁种运动难以开展的现实境况。李传斌指出医学传教士为摆脱鸦片污名，宣扬宗教教义，积极帮助民众戒烟，对中国禁烟事业产生积极影响。周永明探究自 1729 年至 20 世纪末中国历届政府及民间组织的禁毒运动，特别阐释中共政权如何在历史经验指导下开展运动式动员，揭示民族主义在形塑禁毒话语以及促使政府开展禁毒中的重要性，各届政权如何在禁毒运动中实现权力的合法建构。

社会史视域下区域禁毒研究，学者给予高度关注。如秦和平对西南地区毒品历史与现实，苏智良对上海禁毒、万国禁烟会，尚季芳对民国甘肃毒品问题，林辉对福建禁毒斗争等均有高水平专著刊布。笔者以河北烟毒为研究起点，后拓展至华北，系统考察晚清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等百余年间的华北烟毒及其治理问题。

建构本土化的社会史理论已成为学界共识。依照李长莉的解释，“社会治理”范式是近十年社会史视角下新兴的理论范式，就“烟毒”问题而言研究成果有限，但以该理论为指导的研究论著普遍得到学界认可，未来应用趋势可观。笔者较早明确以“社会治理”视角阐释近代烟毒问题，较系统分析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华北烟毒泛滥实态及历届政权(含区域政权) 具体治理政策及活动；率先关注畸形“鸦片文化”观念影响因素和近代华北烟民戒治问题；尝试运用“新革命史”理念分析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烟毒治理活动，关照其间中共政权与乡村社会的互动面相、机制及走向；探索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党和国家在雷霆扫毒活动中巩固新生人民政权、重塑社会调控系统的轨迹与内在逻辑。

相较政治史、经济史视角，社会史视角更加关照“整体”。采用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关注国家、社会、地方政权(民间组织) 与民众在禁毒运动中的多方互动；时段上具备“长时段”自觉，空间选择上也愈加丰富；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被广泛运用，为当下禁毒史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成熟的理论范式及丰富的学理基础；把禁毒史的学术实践从反帝反封建斗争，推进到了社会治理层面。

五、结语

现实需求、西方理论的引进和本土新理论的提出等，为认识中国近现代烟毒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激发学人以新的研究路径审视中国禁毒问题。70年来，在不同的学术氛围下，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对该领域的研究经历了以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为研究重心的视角转换。三者并非替代关系，仅是不同学术时代下的论述侧重、理论方法有所不同，在学术研究上形成互补关系，其共同指归是透过历史烟毒问题，观测国家关于社会治理的近代化转型。政治史视角侧重宏观政治事件、禁毒政策与精英人物与历史烟毒问题的互动关联；改革开放后，伴随经济史隆兴，现实毒品泛滥，学人在经济史视域下审视历史烟毒贸易问题、走私贩毒问题等；社会史的复兴与成熟，自下而上的分析视角，社会与国家的多方互动等方法的推广运用，为纵深中国禁毒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整体而言，学人对于从不同角度阐释鸦片贸易、烟毒泛滥、政府禁烟运动、禁烟绩效等问题拿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笔者认为，基于共同的研究主题，三种视角呈现相继推进、交汇转换的特征。后者相较之前，研究内容越发丰富、深化，理论方法、切入视角更加多元。以数据丰富的大陆研究论著为参考，依据上述“研究视角”划分标准，做三个视角下各自成果数量的统计，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 1 1949—2019年三种视角下禁毒研究论、著数量示意图

注: 本次范式划分的数据结果（仅含专题研究论文）属保守估计结果，因为从很多成果并不能明显区别其归属，其研究视角相叠加，有些标题甚至不带禁毒类关键词，但研究内容却与此相关，这类成果是存在的，但难以全面统计。

在此笔者还要强调，本文对禁毒学术史开展的分类，仅是一个新的观察学术动态的视角运用。上述研究视角、理论范式的运用，可能是研究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运用，但这些选题的视角转换确实客观反映了学界对议题及方法论运用的转变。如图1所示，政治史视角作为传统研究路径，惯性很强，尤其现下史学研究回归“总体史”，政治关照或许在篇幅呈现中会有所削弱，但绝不会缺席；经济史视角下困于数据资料的有限挖掘，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社会史自80年代中后期复兴以来，正以其优势特征吸引学界，成为热门的研究视角。

根据70年来禁毒研究成果的数量分布(图1)可发现，禁毒史研究在2000－2009年达到研究顶峰，近10年研究却呈现“趋冷”态势。笔者认为峰值的出现，是本世纪新史学多元范式推广、多重视角下禁毒史研究持续发力的表现。但目下资料有限，社会视域下侧重的普通民众，更是传统文献中的“失语者”，散存在报刊资料、民间的资料或过于庞杂或真伪难辨。另外，境外资料开放程度不一、搜集翻译有难度，学者个人能力有限，成为困扰当下禁毒史研究的瓶颈所在，这或是近10年禁毒史研究热度下降的主要原因。

毒品问题是政府层面开展社会治理，保障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家安全的重要治理领域。当下禁毒斗争依然任重道远，禁毒史研究仍有其强烈的现实意义。近年有不少学者就学科发展层面对中国近代禁毒史研究做过学术梳理，本文将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重点关照该领域还存有哪些“不足领域”尚待深入。

首先，资料层面——“内外兼收”。史料仍是限制中国禁毒史纵深推进的重要因素，应加强外文资料尤其是英日两国贩毒、毒品贸易等档案资料、战时回忆录、文集等史料的搜集整理，汇编出版；重视对民间报刊、私人记述等资料的整理出版。另外，口述资料“时不待人”，应加强相关历史口述资料的收录保护。

其次，研究内容上。第一，传统研究有待强化，如日本毒化中国及中国当代禁毒研究仍有拓展空间。沦陷区民众被日本毒化罪行戕害样态、深度、广度是战后“东京审判”所忽略的应予“清算”问题; 另外如“日本鸦片侵略决策如何形成”“鸦片统制政策如何运作并服务日本侵华战争”“日伪政权在沦陷区如何处置涉毒、贩毒的日韩侨民，与沦陷区民众有何差异”等关键议题亟待从日本方面考察推进。当代禁毒史研究成果丰硕，但存有模式固定、资料运用单一等问题。笔者认为应将禁毒问题置于新中国探索国家治理制度现代化的语境，关照社会各方全面推进，发挥其时段优势，加强口述、影像资料及地方性资料的搜集运用。第二，加大新课题研究，如“近代禁毒立法与治理效能研究”“近代戒毒问题研究”“毒品与社会心理研究”等。透过近代禁毒立法与治理效能研究，观测社会治理近代化的进程; 戒毒戒烟问题，近年来在社会史视角下的禁毒论文中有所涉及，但占比极小，吸毒群体构成、戒毒机构及运作、戒毒人员心态与戒治、毒品与社会心理关系等问题，均是极具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亟待深入探讨。

最后，研究方法上。第一，实证研究基础上强化理论探讨。“碎片化”问题在学界争议已久，见仁见智。如何避开区域禁毒研究重视实证，轻视或缺失理论的“碎片化”走向? 笔者认为应在史实论证基础上加强“史识”分析；加强区域间横向的对比研究；避免就区域谈区域，宏观关照不能缺位，应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另外，王宏斌教授曾提出应兼顾域外毒品史的研究成果，才能深入把握毒品的世界传播对中国的影响，笔者深表认同，中国禁毒史研究不仅应吸收境外资料更应关照国际研究成果。第二，加大本土化理论的构建及运用，如把禁烟禁毒问题研究和国史研究、新革命史研究结合，笔者《雷霆扫毒：新中国成立初期华北烟毒治理问题研究》一文便是在新革命史理念指导下的尝试探索；再如以新社会史、新文化史理论，探究鸦片毒品泛滥于社会的物质文化背景，相信会有更深层“史识”被发掘出来。第三，拓宽学术视野，加大多学科综合研究力度，跨学科以心理学、法学、医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指导禁毒研究，服务于当下禁毒工作。如进行毒品消费心理、吸毒者心理行为矫正、禁毒立法司法现代性与殖民性、禁毒医药卫生发展、社会问题综合治理、历史上国际禁毒问题等专题研究，对纵深禁毒研究大有裨益，应受到学界重视，成为学界共认的努力方向之一。最后需要指出，笔者在文内所做的评论是基于学术发展的评判，期待能为学界开展相关研究提供思维、视角等方面的启发，而对前辈、学界同仁，笔者始终是充满敬意的。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历史学院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编辑：湘 宇

校审：水 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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