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人们普遍把宗教与科学的关系视如水火，19世纪西方科学家认为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史是一种斗争、冲突的历史，但是当代西方学者的一般观点认为，将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史描述为一部冲突史或战争史是片面的，它们只是对某个历史时期宗教与科学关系的片面概括，这一结论不符合宗教与科学关系的总体情况。那么，宗教与科学之间历史上存在哪些复杂的关系？宗教与科学有过哪些有意义的对话？

十愿智库特别编发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王萌教授于2008年10月在“科学视野中的佛教”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论文原标题为《佛教与科学的对话：历史、现状及意义》，十愿智库摘录编发该论文的第一部分“民国时期佛教与科学的对话”，让我们一起穿越时光，一窥佛教与科学的古早对话。

西学东渐，佛教对近现代科学的早期回应

对应于西方“宗教与科学”的特定含义，“佛教与科学的对话”应该始于近代社会西学东渐后佛教对近现代科学回应。正如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必然要对作为其文化母体之一的基督教形成挑战一样，现代科学对于传统形态的佛教带来巨大的挑战也是在所难免的。

早在清末民初时期，就有改良派人士以佛学比附近现代科学，孙宝瑄甚至摘取佛经之中可与近代科学发现相比附者，编为《印欧学证》二卷，以印证佛教与科学的相通。近代著名思想家章太炎也举出《治禅病秘要经》、《正法念处经》中有人身精虫之说，《起世经》中有地圆观念等，以佛说比附科学。为了回应“以科学代宗教”、“以美育代宗教”、“以哲学代宗教”和“以道德代宗教”等各种新思潮的挑战，佛教界提出了以科学证明佛学的主张，以科学的视点、方法认识、分析佛学，进而达到融通二者关系的目标。也有的学者提出从佛学自身来适应科学，将佛学编成佛化天文学、佛化地理学、佛化理论学、佛化心理学、佛化生理学等。除了对科学化浪潮进行适应与调整之外，佛教界还提出了以佛教净化科学的观点。

民国之后，随着佛学研究进一步与现代学术思潮衔接，用科学的精神认识佛教、用科学的手段分析佛教成为当时一些佛学家著文的显著特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科学谈论佛学，以此显示佛教的理性精神，以应对当时蓬勃开展的科学化运动，已成为对佛学与科学都有所研究的佛教学者的一种普遍的风尚。其中，既有现代佛教领袖、教内学者对佛法与科学的融通，也有一些信教科学家加入其中，以科学家的独特身份现身说法，在当时的社会中引起了较大的影响。

科学家王季同为什么提出“佛法是应用科学”

王季同与尤智表是20世纪上半期以科学解说佛法最有影响的两位科学家。他们都有海外留学的经历，对现代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有较全面的认识，对西方文明有自身真切的体会，但在多种因缘的影响下，他们都成为了坚定的佛教信仰者。

王季同（1875－1948年）有《佛法与科学之比较研究》、《佛法省要》等融通佛教与科学的著述行世，尤智表（1901年－？）主要的佛学著作有《一个科学者研究佛经的报告》与《佛教科学观》。王季同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即“佛法是应用科学”。他之所以力倡佛法是一种“应用科学”，主要是着眼于佛教作为一种宗教信仰所特有的对社会人心的安定、抚慰功能，如佛教的定慧修持方法，对此他通过自己的修证体验作出了论证。另外，王季同将佛法与现代物理学进行了比较，认为现代物理学只是涉及到了佛学的“色法”，而佛教的“心法”则是现代科学所没有涉及的，是出世间的、根本的真理。尤智表则提出“佛教是纯理智的宗教”，以此表明佛教与基督教等宗教的不同，他从几个方面论证了这一点：首先是佛教对灵魂论的破斥，另外是佛教对理智的重视，再就是佛教特有的可证性。

《一个科学者研究佛经的报告》中，尤智表以一个“科学者”“纯从客观”的研究态度出发，说明了佛经具有严密的组织形式，具有信、闻、时、主、处、众所谓的六种证信次序，足以证明“佛教是殊胜的科学”。

王季同、尤智表等人开启了以科学宣讲佛法之先河，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产生了独特的效果。当然，他们以科学弘扬佛法，不可避免地受到自然科学家思维倾向的影响，在佛教与科学的比较中难免存在一些简单、生硬的痕迹。

相对于王季同在融通佛教与科学关系中表现出来的较明显的比附色彩，尤智表在融通佛教与科学关系时更加注意了二者在义理、精神、文化内涵方面的比较。重要的是，他们以科学的视点研究佛教，让具有一定科学知识的人认识到佛教并不就是“最下流的陀罗尼迷信” ，而是涵括了哲学、伦理、逻辑、文学等内容的文化结晶；而且，在他们从科学视点对佛教理论进行研究，也倾注了某些现代科学的理性思想在里面，这对于肃清长期以来附着在佛教之上迷信色彩不无功效。他们开启的这一融通佛教与科学的“方便法门”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广大信众认识佛教与科学的重要途径之一。

太虚大师的宗教洞见：现代科学正在“逼近”、“深契”佛教

民国时期以佛教融摄科学影响显著者，除了王季同、尤智表等信教科学家外，还包括当时一些著名的佛教学者，现代佛教运动的领袖太虚（1890-1947）是其中的翘楚。由于太虚的佛学造诣精深，他在融通佛教与科学时达到的理论深度也为一般融通者所不及。特别是太虚作为现代佛教思想的旗手，他的佛教观念融进了时代的精神，反映了佛教变革的要求，这些特点在他以佛教融摄科学的文章中也鲜明地体现出来。

太虚在佛学理论上，以唯识法相宗用力最著，以唯识学融摄科学也是其融通佛教与科学关系的重要特色。他非常关注现代科学的进展，并注意将科学的进展与佛教的哲理（主要是唯识学）作出比较，进而以佛教的唯识思想融摄现代科学。

太虚以一个佛学家的敏锐性，感觉到物理学的最新进展与佛学的接近。他曾指出：“英国秦斯爵士之现代物理学的新世界观，其深得法相唯识学之神髓，盖不唯形似而已。且又纯粹根据实验的事实之物理学进步而来，与研究佛学者比附科学以说者异。”在太虚的宗教洞见中，科学家对自然秘密的探索与佛陀对宇宙“实相”的领悟是两条通向真理的并行不悖的途径，这成为科学与佛学之间“深契”的基础。但是太虚认为，佛学对世界的认识是来自“实证”，而现代物理学的理论则是来自“推测”，二者不能相提并论，因此太虚提出了“科学之知识可为佛法之确证及假说而不能通达佛法之实际”和“科学之方法可为佛法之前驱及后施而不能成为佛法之中坚”的结论。与近代西方学者对宗教与科学关系的“冲突”结论不同，太虚认为太虚通过自己的论述，阐明了佛教与现代自然科学之间存在着某种共同的哲学及价值基础，也表现了现代佛教改革者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对现代科学的接纳。太虚还提出要以佛教为基础重建科学时代的人类道德。

太虚认为，科学的进步对于人类文明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不能了达宇宙认识的究竟真相，就不能从根本上保证人类善用科学，这是科学所无能为力的，只有佛法可以使人做到这一点。佛教是对宇宙人生最透彻的领悟，因此应该以佛教统领科学等人类文化，实现人类文明的重建。

印顺导师：科学的发展不能证伪佛教，科学的进步也是走向佛法真理的一条新途径

当代佛学泰斗印顺法师（1906-2005）在继承太虚佛学思想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广博的佛学理论体系。他从多方面汲取了现代科学的客观、理性精神，并将其贯穿到他整个的佛学研究中去，反映在他对佛教内部诸多神秘现象的认识上持更为平实和理智的态度。他提出，佛法本是人间的，容许诸神的存在，只是为了减少弘传的阻力，但是这种佛教演化中的“方便”不能代表佛法的真义。他承认佛陀超越常人的宗教经验和智慧，同时他认为在佛教典籍中的许多神异内容带有“方便”说法的性质，是佛教在演化、传播过程中适应群众心理、迎合特定区域文化习俗的产物，这需要联系佛教传播过程中的历史文化背景、联系现代科学知识加以认识。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他对佛教中诸如“龙宫取经”、“须弥四洲”等说法，以及“舍利子”、咒语等神异现象都作出了不同前人的解说。

印顺同样认为，科学的发展不可能证伪佛教，而且科学的进步也是走向佛法真理的一条新途径。如“诸行无常”说明的是一切事物都在因果法则下不断地迁流变化，其中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东西。这一真理由于近代科学进步，已经更容易为人所理解了，这说明了科学与佛法相融贯的一面。在论述佛教与科学的关系时，印顺主要是以佛教的“二谛”说对科学的地位和性质作出了评判。他认为，科学理论虽然只是世间常识的加工，并非究竟真实的第一义谛，但是它与佛法的胜义谛从根本上并不是矛盾的，应该承认它对应于世间的确实性。佛教信仰者应该以大乘菩萨的入世精神和爱人爱群的胸怀学习和运用科学技术知识，并以此解除众生因物质贫乏而来的苦痛与罪恶；同时，也要以佛法来实现人类的充分觉悟，完成人格和道德的提升。印顺在论述佛教与科学的关系时，基本上摆脱了以佛法附会科学的方式，表现出他对佛教义理的完整理解和准确把握；另外，印顺对科学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接纳态度，表现出“人间佛教”倡导者更为积极的宗教精神。

民国时期论及佛教与科学关系者，大有人在，但其致思倾向和论证方式大致不出以上几位学者的理路。不同的学者（包括一些普通的信仰者）在对佛教与科学关系的认识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各自的佛法观念以及在对科学的理解上相去甚远。一个总的特征是，他们基本上都表现出了对科学的宽容和接纳态度，他们在保持佛教信仰的基础上以佛教的义理融通与科学的关系，这从一个方面表明了佛教对科学文化的包容能力，为将来佛教与科学的对话奠定了基础。

图片来源：十愿百科

摄影：妙传、慧海、耿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