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筆是中國的傳統書寫、繪畫工具，相傳由秦將蒙恬所發明，宋初（AD 984）《太平御覽》引晉張華《博物志》裡有「蒙恬造筆」一詞，晉崔豹《古今注》「世稱蒙恬造筆」問答則寫道「蒙恬始造，即秦筆耳。以柘木為管，鹿毛為柱，羊毛為被，所謂蒼毫，非兔毫竹管也」。
撰文｜江柏毅
毛筆真的源自於蒙恬嗎？從甲骨文和商代晚期金文的「聿」字來看顯然不是，因為「聿」字所表現的，正是手握毛筆的姿勢，有時字形省略了開張的筆毫，而容易與另一個同樣以書寫為造字創意的「尹」字相混（圖一）。根據東漢許慎《說文解字》所載「聿，所以書也。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可知東周時期列國對毛筆的說法各異；《詩經･邶風･靜女》中「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所指彤管，則指周代女史所使用的紅管書寫工具。清代趙翼在《陔余叢考》「造筆不始蒙恬」條中寫道：「筆不始於蒙恬明矣。或恬所造，精於前人，遂獨擅其名耳」，認為蒙恬應該只是毛筆的改良者，實有跡可循。
根據許多考古發現的商代盔、玉戈、玉璋、陶、甲骨片上帶有朱書、墨跡研判（圖二），商代確有毛筆；另從甲骨文、商代、西周金文的「冊」、「編」、「典」字的竹簡、毛筆形象，和《尚書･多士》「惟殷先人有冊有典」之記載推測，商代的主要書寫載體可能是簡牘。甲骨文和金文的「冊」字由繩索編綴多條竹簡成簡冊來表現，其下有單手或雙手；「編」字反映了簡冊是由繩線編綴而成；「典」與「冊」字相似，差別在簡冊下有個几案。「典」指的是重要典籍，篇幅長，竹簡量多，故需置於几案上。「典」字亦可見几案旁有雙手在進行簡冊梳理（圖三）。
商代有個官職稱作「作冊」，為世襲制，工作職掌是書寫、宣讀王的冊命、並將冊命授予臣下。商代青銅器上的族徽旁常可見到小型的冊字，即表示其家族有作冊官職的傳統。與「作冊」有關的著名青銅器有2003年中國國家博物館所徵集的商代晚期「作冊般黿」等，該器黿背上銘文記載了商王帝辛（即紂王）曾於洹水行獵，事後並命寢「馗」將所射獲的大黿賜給作册「般」一事。
中國人在紙張發明、普及以前選擇竹簡為主要書寫載體，可能是妥協下的結果，原因在於竹材普遍、製作成本低廉，書寫時亦可隨文章長度適度增加簡量，收藏時亦可捲起節省空間，寫錯字時，也僅需以削刀移除誤筆重新再寫即可。為表達刪改之義，甲骨文的「刪」字便是由刀和冊兩個構件組合而成。許多秦漢考古發現所見文吏形象腰間掛有削刀、礪石，如秦始皇陵文官俑（圖四），便是為了誤筆的刪改。
另從甲骨文、金文的「史」、「吏」、「事」三字推測（圖五），在竹簡之外，商代與西周時期可能也使用易於多行書寫，不必再行排列、編綴的方形木牘為書寫載體。甲骨文與金文的「史」字象一手持拿某物，可能便是「史」這個職務的官員為了執行公務，用來書寫的木牘或放置木牘的架子（註一），一如山東沂南東漢畫像石所見簪「白筆」者雙手持握之板架（圖五）。根據《說文》，「史」的工作主要是負責記錄各種事件的原委、過程和結果。由於職事具有臨時性，所以這類的職官必須時時刻刻保持書寫的機動性，進而需要持拿木牘或放置木牘的架子，以便利書寫。另根據王國維《釋史》：「『史』之本義為持書之人，引申而為大官及庶官之稱，又引申為職事之稱。其後三者，各需專字，於是『史』、『吏』、『事』三字於小篆中截然有別：持書者謂之『史』，治人者謂之『吏』，職事謂之『事』。此蓋出於秦漢之際，而《詩》、《書》之文尚不甚區別。」說明「史」、「吏」、「事」實為一字之分化，是後來根據所從事職事的不同而產生的。「史」、「吏」、「事」三字雖都與書寫有關，但都省略了拿著毛筆書寫的另一隻手，顯然手上所持之物具書寫意涵已然充足、明確。
從新石器時代中期仰韶文化彩陶花紋帶有筆鋒的特徵推測，毛筆在中國的使用至少有五、六千年的歷史，不過由於早期毛筆的製作材料多為有機質，難於在黃河、長江流域乾、濕交替的環境埋入地下後長期保存，因此目前考古出土年代最早的毛筆僅能追溯至戰國時代，分別見於河南信陽長台關一號楚墓（戰國早期）、湖南長沙左家公山楚墓（戰國晚期）、湖北荊門包山二號楚墓（戰國中晚期）和甘肅天水放馬灘一號、十四號秦墓（戰國晚期）（圖六）；其中信陽長台關、長沙左家公山所出毛筆之筆毫是以細線捆縛於筆杆上，包山楚墓所見，則是將筆毫縛成帶筆尖的筆頭，蘸上漆，嵌入筆杆一端的銎眼內。放馬灘秦墓所出毛筆，以及年代較前述略晚，湖北雲夢睡虎地十一號墓（秦始皇三十年，217 BC）所出三枝毛筆的製作方式，與包山楚墓毛筆雷同，可見製筆技術在戰國至秦代間的演進。漢代毛筆出土數量較多，在漢墓及長城沿線的許多烽燧遺址皆有發現，如居延漢筆。甘肅敦煌馬圈灣烽燧所見為當地屯駐軍士所用，製作略嫌簡率，而江蘇連雲港東海尹灣六號墓（10 BC）出土的兔毫筆，與甘肅武威磨嘴子四十九號墓（東漢中期）「白馬作」筆的製作則相當考究，筆毫均嵌入筆杆，前端綑紮絲線並髹漆，為秦代毛筆工藝的延續與改良（圖六）。
甲骨文與金文中與書寫有關的字尚有「畫」、「肅」、「晝」等（圖七）。甲骨文的「畫」字表現為手上拿著一支筆，正在畫兩個相互交叉的彎曲花紋，少數字形的筆毫則省略掉了。到了金文時代，「畫」字逐漸變得複雜，下方的彎曲花紋改成了「周」形，下偶可見「玉」或「口」形，說明為琱玉，全字會於玉上繪畫文采，進而影響了小篆的造字。「肅」字西周晚期的金文字形象一隻手拿著筆，其下有一個「心」，說明「肅」字以書寫時的莊重、嚴肅心境為造字創意。「肅」字春秋時代晚期金文字形「聿」下的「心」訛變為類似「」形的圖案，導致許慎在《說文》中不甚明瞭「肅」字之由來，但許慎所收錄的「肅」字古文仍見有「心」形。甲骨文與西周晚期金文的「晝」字則是「聿」和「日」兩個構件的上、下組合，一說借書寫總是需要在陽光充足的時段表白晝之義。甲骨文與金文的「書」、「君」二字之差別僅在於筆毫的開張與否，前者由「聿」和「口」兩個構件組成，會手握毛筆蘸墨，以表書寫之義；「君」字雖也是以握筆蘸墨為造字創意，但由於所表之義為持筆工作的官員（註二），故字形省略了開張的筆毫（圖八）。相同的造字創意亦可見於「聿」與「尹」二字。
毛筆一般蘸墨書寫，商代的墨書字跡曾經過科學分析，成分以碳黑為主。中國古代的墨多由碳黑與動物膠調合製成，難於長久保存，故迄今發現數量極少，1975年湖北雲夢睡虎地四號秦墓所出土的戰國時代晚期墨錠（直徑約2.1cm，殘高1.2cm）是目前最早的發現。另從江陵鳳凰山一六八號漢墓、廣州象崗南越王墓、山西渾源畢村一號漢墓等出土的西漢時期考古文物推斷，秦漢時期的墨並沒有固定的形制，有模製墨錠，也有以手工捏製的小顆粒墨丸、小圓餅狀墨塊，皆需要在書寫前放於硯上，加水以研石研磨成墨漿後使用。
註釋：
註一：所持之物有旗幟、簡冊、田獵工具、筆、木牘與放置木牘的架子等多種看法。
註二： 「君」為商代職官名，卜辭、西周金文中常見「君」、「尹」互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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